武王伐纣，是周国全力以赴的一次军事行动，力求一击必中。然而，周武王召集的军队数量，却令人难解，因为仅召集了4.5万人。
《史记·周本纪》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：“殷有重罪，不可以不毕伐。”乃遵文王，遂率戎车三百乘，虎贲三千人，甲士四万五千人，以东伐纣。
根据史书记载，武王伐纣的关键战役——牧野之战中，纣王就召集了17万军队（数量质量都有争议，但至少在10万以上），考虑到纣王是在家门口作战，面临灭国危机之下可能反扑，会召集更多军队。在夏商周时代，军队数量一定程度上会决定战争胜负。
因此，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，事关国运之战，为何周武王不多召集一些军队？不说数量上压倒纣王，但求至少不会落后太多，这才符合正常逻辑。中国最古老的兵书，揭开了武王伐纣中周武王仅率军4.5万的内幕真相！
中国是世界兵法之乡，层出不穷的兵法巨著，足以证明中国成为唯一流传下来的文明古国并非偶然，而是存在着内在的战争基因因素。据此，有学者认为，在宋朝之前，中国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。
鲜为人知的是，中国最古老的兵书，不是我们熟知的《太公兵法》、《孙子兵法》之类，而是叫《司马法》。它保存着春秋前期的一些非常古典的作战原则，有浓郁的贵族色彩，如“逐奔不过百步"，"纵绥不过三舍”。所谓“司马”，相当于如今的国防部长。
司马迁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记载，“《司马法》所从来尚矣，太公、孙、吴、 王子（成父）能绍而明之”，可见司马迁认为《司马法》源头在于姜子牙，此后又有数人重新编撰，形成历史上的《司马法》。
令人可惜的是，此书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，大部分已经失传，如今仅残存五篇。然而，就是这残存的五篇兵法，却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的作战规则，其中就有记载解释了武王伐纣的兵力之谜。
根据《司马法》的记载，商周时期的军队分为两个部分，即“乡遂和乘马”。两者最大区别在于：乡遂制度之下，出重装士兵数量大，而且装备由官方提供，史书记载是“若乡遂所用，车马、甲兵之属，皆国家所共（供）”；乘马制度之下，出重甲士兵数量不大，差不多8户出1兵，而且装备由民间自备。
《司马法》逸文：六尺为步，步百为亩，亩百为夫，夫三为屋，屋三为井，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。丘有戎马一匹，牛三头，是曰匹马丘牛。四丘为甸，甸六十四井，出长毂一乘，马四匹，牛十二头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，戈楯具，谓之乘马。
由于周朝实行的是井田制，一井有9户，“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，四丘为甸”，所以一甸64井576户。
乘马制下，64井576户，出战车1乘，甲士3人，步卒72人，马4匹、牛12头，一共出兵75人。
乡遂制下，64井576户，出战车1乘，甲士10人，民夫20人，一共出兵10人，民夫20人。史书记载是“成出革车一乘，甲士十人，徒二十人”，其中“成”是指“方十里为成”，但由于“缘边一里治沟洫”，所以一成实际还是64井。
所谓“甲士”，应该就是重装步兵，步卒应该是“炮灰”性质。
根据学者推算，西周时期全国不到900万人，因此武王伐纣时周国最多420万人。如果按一户三人计算，即可以得出：（4200000/3）/576=2430甸（一甸64井）。
全部按照乡遂征兵，可得2430乘马车，24300甲士，48600民夫。
全部按照乘马征兵，可得2430乘马车，7290甲士，174960步卒。
由于周武王这一次是国运之战，应该会大幅度提高征兵比例，但受制于冶金能力，马车和甲士兵种很难大幅度扩大，最多能够增加一倍。
而且，还有两个影响战争的关键因素：一是周国留守部队，肯定要防止西部犬戎等外族入侵，以及商朝的偷袭，这也要分摊很大一部分兵力；二是后勤影响，以当时生产力来看，军队数量太多周国未必能供养得起，有学者考证认为，周武王的后勤民夫与步卒数量，大约38万人。
回头再看《史记》记载，周武王投入的战斗兵力是“车三百乘，虎贲三千人，甲士四万五千人”（车兵和虎贲都是甲士），如果加上没有记载的民夫与步卒，估计实际在45万左右。
以《司马法》记载来看，“乡遂和乘马制”之下，4.5万甲士已经到了极限，周武王已经使出吃奶的劲了。而且，根据史书记载，其中还有一部分属于诸侯甲士，周国实际投入应该不到4.5万。
然而，武王伐纣投入的是精锐甲士4.5万，以及大量步卒，军队总量上可能超过了纣王大军，而纣王却是临时召集的部队，武器装备可能都不齐全，再加上内部致命叛乱战场倒戈，纣王焉能不败？因此，牧野之战或许没那么神秘，周武王并非冒险灭商，而是要数量有数量、要精锐有精锐，至于史书上只记载“4.5万”，主要是说明周武王的“仁者无敌”，所以才能以寡败众罢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