追思会和追悼会的区别。这种形式的追思会，一般是在清明节这一天举行，主要是为了缅怀先人，告慰亡灵。而且，在祭奠的时候，还会有很多的花圈，以及鲜花和纸钱等，这些东西都是用来祭奠的。不过，现在已经不流行这种形式了，因为这样的方式，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不尊重逝者。所以，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不会烧纸钱了。那么，为什么现在的人都不烧纸钱了呢？老农说出了实情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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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式自行车的铃声、弄堂的吆喝声循序渐远，墙壁上的字样“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”褪了色。时间倒退回六十年前的上海。
教室里，一位老师开始依次点名：“杨小兰，杨小兰，杨小兰？”声音变得急切，其他学生也转头向后排望去。但本应坐着杨小兰的课桌前空无一人。她缺席了。
灯光暗了下来。
这是舞台上的一幕。舞台下，约30余人坐在席间，领上齐齐系着红领巾，仔细一看，竟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。此刻，人们神情肃穆，不少正拿起手绢拭泪。
今天是他们的小学同学杨小兰的葬礼。
仪式现场，人们神情肃穆，不少正拿起手绢拭泪。受访者提供
此前，身患胰腺癌的杨小兰独自一人在家中病逝，年仅61岁。她出生于上海德仁里，一生未婚，没有继承人。在遗嘱中，她指定小学同学们为其料理后事，并嘱咐将房产捐赠给上海福寿园，请福寿园今后“每天在墓前献鲜花”、“进行老墓维修翻新”。
而福寿园也决定要给杨小兰策划一场正式的告别。作为福寿园最资深的葬礼设计师之一，卫蒨承担了这一任务。在了解杨小兰的故事之后，她说，“要不，就办一个‘最后一次同学会’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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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成为葬礼设计师之前，卫蒨记忆中的葬礼只有一个模样：空旷的殡仪馆，逝者穿着寿衣，和照片一起放在正中央，被花圈环绕，“全挂着白色的布，几个人在做法事，你就感觉瘆得慌。”
13年前，卫蒨经朋友介绍来到上海福寿园应聘，从未接触过殡葬业的她原本有些忐忑，到了门口，心忽然落下来—— 一眼望去，阳光洒满林荫道，彩色风车伫立在郁金香丛中，“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原来墓园也可以和公园一样漂亮。”
工作环境打消了她对殡葬业的传统印象和顾虑，“不是那种阴森森的”。原本从事婚庆行业的卫蒨觉得，自己或许可以试试。
刚开始这只是一份工作，真正让她留下来的，是与客户接触的过程——她发现“自己所做的事情真的能够宽慰别人”。
她记得，有位老人生前最爱去西湖散步，生病住院的时候还向孙子许诺，“等病好了带你去一趟”。两天后他猝然离世，亲人流泪讲起这个细节，语气中满是遗憾。后来，卫蒨在葬礼现场还原了湖景：用道具制作小桥、池塘，在绿汪汪的水中放入干冰。来宾入场后，眼前是烟雾缭绕的“西湖景色”，耳边是蟋蟀和蝉鸣，“当时大家都眼前一亮，觉得很震撼，也很感动。”
“同样是是操办人生大事，为什么葬礼不能是温馨的、美丽的？”
加入这个小众职业后，卫蒨有了自己的理想——“去殡葬化”，通过好的设计消除人们对葬礼的恐惧，对遗体的恐惧，“我希望让家属觉得心里安慰，我的亲人其实还在，他至少活在我心里。”
卫蒨在介绍葬礼设计创意。受访者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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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小兰的一生，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她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，从小在弄堂长大，独生女，未婚未育；退休前在一家笔庄工作，社会关系简单，最亲近的朋友是曾经一同生活在德仁里的小学同学。她“爱打扮”“爱漂亮”，会将心爱的旗袍和首饰珍藏在银行保险柜中；善于储蓄和投资，甚至在美国股市都得到过不菲的回报。身边人评价她“外貌很出挑的，性格也比较要强”。
61岁那年，杨小兰被诊断出胰腺癌，感到时日无多的她决心尽快安排好身后事。据小学班长陈健回忆，“她那个时候已经不能提笔写字了，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用很虚弱的声音念给我们听，她念，我们记。”
遗嘱统共千余字，历数各项资产及今后用途，缜密、清晰。同时，由于没有继承人，杨小兰还在遗嘱中做出了一项令人讶异的决定：将唯一的房产赠予上海福寿园有限公司，条件是在50年期间，需维护、修缮她的墓地，每天献上鲜花。
受到捐赠的福寿园也打算给杨小兰举办一场特别的葬礼，这个任务交给了卫蒨。当听到这个故事时，卫蒨的直觉告诉她，杨小兰身上有一股精致而要强的劲头，“这是一位典型的上海Lady”。参与策划的另一位葬礼设计师高春霞评价，“她是上海的女儿”。
策划时，卫蒨试图寻找更多关于杨小兰的细节，融入到这场即将到来的告别仪式中。
从小学班长陈健那里，卫蒨了解到，杨小兰一直和小学同学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，是同学们轮流去医院送饭、照护，陪伴她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。同学们甚至和银行“打了快两年的官司”，只是为完成她的临终嘱托——“将银行保险箱里的旗袍、首饰，及父亲的怀表取出，一同落葬”。
支撑“上海Lady”杨小兰晚年生活的，是她和同学们互相信任、互相关照的情谊。根据杨小兰的个人特点，卫蒨和团队定下了仪式的两大元素：“老上海”和“同学会”。
葬礼现场。受访者提供
说来简单，要办一场老上海味道的同学会并不容易，卫蒨和同事用布景为来宾创造出沉浸式的感受。
酒店门口，旧砖纹壁纸再现了德仁里石库门。走进礼堂，上方贴着“上海市宁三小学”的字样，旁边摆放着老式自行车、唱片机，还有曾一起生活的弄堂的巨幅黑白照片。
礼堂前方的舞台被布置成了一间教室，灯光打在一张张普通小学生的课桌上，上面放着课本，还有鸡毛毽子和水彩笔；黑板上写着“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”，旁边点缀着粉笔画的音符。
来宾都系上了红领巾，一一落座。陈健还记得当时来到现场的感受，一切回忆都涌上心头，“就好像真的回到以前大家一起上学的时候一样。”
这时，上课铃响了，同学们吵吵闹闹地跑进来，坐到课桌前。然后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——“老师”开始依次点名，唤的却都是台下年逾花甲的来宾的名字。没有人说话，现场变得分外安静。
当她叫到“杨小兰”，学生们朝后排望去，灯光聚焦处，是空旷的课桌，是那位注定缺席的同学会主角。所有人的情绪几乎都在那一刻迸发，卫蒨感到眼眶湿润，空气中都是啜泣的声音。
仪式结束时，同学们站到台上，手牵手唱起了五十年代的童年歌谣。
“我们的杨小兰同志，如果在天有灵，知道有这样一场告别仪式，应该也心满意足了。”一位同学代表上台发言时说道。
葬礼现场。受访者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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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小兰的葬礼已经过去五年了，参与者仍记忆犹新。班长陈健出席过不少这样的场合，相比那些“生硬地读着逝者生平”的葬礼，他反复说，“这个很好的，很有新意的。”
在福寿园工作13年，卫蒨认为，中国殡葬行业正面临着新旧交替的时刻。传统的葬礼模式流程固化，仪式往往成为过场，很难看到“人”。“你感觉不到每个人有什么区别，可能参加到最后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他度过了怎样的一生。”
凭着对中国殡葬行业的了解，卫蒨逐渐分析出那些记忆中“雷同而恐怖”的传统葬礼来自何处。一方面，葬礼背后通常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悲剧，家属在仓促之间，无暇顾及仪式的策划。因此多数葬礼只是遵循“老规矩”完成必要流程，比较类似。
另一方面，中国文化普遍忌讳谈论死亡，殡葬业缺乏社会的关注和推动，始终停滞不前。书籍中记录的古代丧俗到现在还能一一对应。而古代丧俗多为驱邪祈福，往往给参与者留下“恐怖”的负面印象。
卫蒨观察到，这类葬礼很多时候并不符合家属的心意。“他们没有经验，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很匮乏，不知道葬礼还可以有别的形式。而且很多客户还做不了主，只能听家族长辈的意见。”
“为什么每个人都要穿一样的寿衣？寿衣不好看也不合身，千篇一律。穿旗袍也好，穿职业装也好，人们应该可以有穿自己喜欢的、适合的衣服道别的权利。”她觉得，葬礼是人生最后的仪式，帮助找回人们记忆中的人，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。
好的葬礼还有一层重要的功能——它可以成为一次生命教育的课堂，而这是避讳死亡的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缺少的一课。
在职业生涯中，卫蒨遇到过不少主动放弃生命的逝者，理由可能是“和女朋友分手了”、“考试考不好”，其中有的年仅十五六岁，人生戛然而止。也是在这样的葬礼上，家属的情绪会尤其激动，“有的父母会嘶吼、跪地大哭，甚至当场晕倒。”
高春霞记得一位年轻女孩的葬礼。她热爱摄影，以此为业，却一直不被父亲认可。但当她去世之后，为了帮策划团队制作影展，父亲拿出了厚厚一沓摄影集，足有20寸高。原来在女儿生前，他一直在悄悄收集、打印她的作品，并以此为傲。女孩母亲哭着提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问题——“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？”
卫蒨相信，好的葬礼能通过“走心的设计”，让人意识到，“一个生命离去会给身边人带来怎样的痛苦，也看到他活着的时候创造过怎样的美好，不要轻视生命。”当人们可以直面死亡、谈论死亡，这或许意味着珍惜生命的开始。
葬礼现场细节。受访者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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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几年，卫蒨发现人们对葬礼的态度正在悄然改变。
有的人会主动找来，希望提前举办生前追思会，“想要活着和大家道别，没有遗憾地离开”。
有的人会在遗嘱里早早设计好葬礼的细节——自己生前喜欢拍照，因此告别仪式要办成一场摄影展，还要求来宾要一起唱歌、朗诵，“不可以悲悲戚戚，大家要开开心心，要笑着走。”
越来越多的家属对葬礼提出细致的、个性化的要求。“北方人一般喜欢那种气势磅礴的，仪仗队一排排走着正步，南方人一般喜欢小清新的，有一点温馨在里面。”卫蒨说。
对待这些个性化要求，卫蒨慎之又慎，在策划方案时，她都会对自己和同事说，“忘掉你之前做过的所有（葬礼）”。她和团队通常会和家属沟通两到三次，每次数小时，了解逝者生前的喜好和经历，从而将个人特质融入仪式细节。
策划了近千种告别，卫蒨常常绞尽脑汁，她笑着抱怨自己“睡觉、吃饭、走路，时时刻刻都在想，给熬出了一头白发”，但还是尽力不重复过去的设计。
在她心里，独特，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。 “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不同的葬礼，它阐述了逝者的故事，也阐述了一个家庭的故事。”
在同为设计师的高春霞心里，好的葬礼让一群人得以围绕死者分享共同的记忆，也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联结。
高春霞曾接待过一位70多岁的香港女性客户，她执意到上海为家人举办葬礼。原来，她一家本是上海人，上世纪九十年代赴港发展、留港生活。近两年她的丈夫、女儿先后病逝。“落叶归根”，她想将家人骨灰带回上海落葬。这一决定让她和留在家乡的亲朋好友重新熟络起来。“由于客户上了年纪，我们都是和她侄子、外甥沟通，让他们帮忙提供一些视频素材，搜集、扫描照片等等。她每次来也都是侄子接送。”高春霞回忆。
2009年至今，福寿园团队已操办葬礼已上万次，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常规葬礼，仅有不到10%会选择定制。
杨小兰无疑是幸运的那一个。关于她的最后时刻，人们记住的不是哭丧、寿衣或披麻戴孝，而是礼堂旋转楼梯上漫天飞舞的紫色蝴蝶，还有她打阳伞穿旗袍斜倚着微笑的照片。在人们对她的描述中，出现最多的形容词是，“爱美的”。
每一次想起都是快乐的。
栏目主编：王潇 文字编辑：王潇
来源：作者：夏杰艺
